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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成長期

在短短二十年間,香港天主教教友由三萬增至二十五萬,使香港成為全球中國教友最多的教區。由於大陸驅逐所有外國人出境,大量經驗豐富的傳教士亦因此被迫南遷到香港。教區的傳教工作頓時蓬勃起來。中國政府的閉關政策,也促使新晉鐸的華籍神父留在香港。明神父對推行工作也因此絕不感到人手不足。一九五二年四月,蘇神父(FR. FERNAND BILLAUD)被委任為納匝肋修院院長。他博學多才,對中國文化和語言都有很豐富的知識。他全力發展露德聖母堂堂區。那時,他還不知道自己是納匝肋修院最後的一位院長,因為印書館不久便要關閉了。


主保瞻禮

那與外間頗為隔離的太古小團體突然成為整個薄扶林區傳揚福音的中心。慕道班通常額滿,彌撒中心要增加,領洗人數由一九五三年的五十位增至一九五四年的九十位及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九十位。堂區亦注重社會服務,協助窮困者解決問題。為應付當時的需要,聖雲先會在本堂設立分會,組織救濟運動,分派糧食及衣服。堂區聖母軍,聖若瑟會和儲蓄互助社,在這時候相繼成立。一九五三年,聖華學校學生人數已有三百;分上午班及下午班上課,又因人數不斷上升而須加設四個新課室;一九五六年更須加建一層校舍。至一九五九年,學生人數增至一千二百。修女們更為兒童成立了著名的「樂鋒會」,所出版的「樂鋒報」後轉由香港慈幼會神父負責刊印,時至今日。

五十年代也帶來不少痛苦:因韓國戰爭,聯合國對香港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實施貿易制裁;國內的反革命和反右運動引起九龍的大暴動,使港人惶恐不安。國內天主教教友亦因共產黨政府要取代教會地位而受到逼害及批判。一九五三年聖誕夜,石硤尾一帶遭大火焚毀,使五萬八千人無家可歸。大火雖帶來不幸,但卻使一個怠慢的政府立即展開行動,著手進行世界上最優越及最成功的房屋計劃-為市區內的窮人及工人興建棲身之所。

一九五三年七月,白英奇主教蒞臨露德聖母堂,為四十多位新領洗的成人及兒童施放堅振。在歡樂慶祝氣氛中,卻傳來巴黎外方傳教會會把納匝肋印書館關閉的消息,令人不勝悲嘆。這也是因為中國及其他遠東地區在戰後政治環境改變所引起的影響,使印書館在完成六十八年的光榮服務後不能繼續,悄然引退。太古樓的印刷工人頓時失掉工作。納匝肋修院在一九五三年出售,新業主是香港大學。太古樓居民象徵式把聖母巖的磚頭逐塊除下,又用手在村內聖堂旁把聖母巖重建起來。至於德格拉斯堡,至今仍矗立原址,是目前學生居住的大學宿舍。

教宗宣佈一九五四年是聖母年,同年五月二十三日被定為村內兒童的和平日。那天,張雅各神父蒞臨本堂主持大禮彌撒,這是第一次用中文舉行彌撒﹝以往全用拉丁文﹞。這歷史性的改變,比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決定,早了十多年。一九五四年,也引起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明神父在薄扶林村村民恭奉李靈仙子的靈塔廟側獲得一塊空地。他原想在那裡興建第二間診療站。第一間是兩年前修女在太古樓建的。可惜這建議受到薄扶林村長老強烈的反對。兩村差不多為此釀成暴力衝突。直至薄扶林一個嬰孩患了急症,經太古樓修女醫治康復,才平息了風波。第二間診療站順利地建成後,每週要照顧二千多名患病的村民。

同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把太古樓村以象徵式的價錢售給教區。堂區、學校和女修院的名稱也因此改變了。明神父再任本常司鐸。露德聖母堂直屬香港主教區管轄。三年後,教區的小修院從西貢搬到太古樓,為堂區生活加添一股靈修活力。

五十年代後期,在堂區教友超過二千多位。這剛好是四年前的三倍,單在一九五七年便有超過一百五十位成人領洗。那年,明神父回法國渡假,由覃文華神父暫代為本堂司鐸。這期間也有其他華籍神父到堂區服務,最顯著的有李約瑟神父,李伯多祿神父,曾子光神父,趙玄靜神父。每主日堂區主持五台彌撒,其他各區如雞籠環,鋼線灣,大口環及南丫島也有彌撒舉行。區內總人口一萬八千人中,百分之十八是天主教教友。

除了兩個醫療站外,堂區在大口環加設一流動診所。神父、修女及教友也一同照顧在南丫島肺病療養院和在大口環痳瘋院的病人。回顧這十年,教友為堂區及教區實在貢獻不少,也不能忘懷白英奇主教在這難民潮高峰時代的訓誨:「我們為今天努力工作,而把明天的一切完全交託上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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